成军背后运用的古典意象元素。

于是他说：“许的《红绸》很动人，但如果加入更多‘怪诞元素’，比如让木梳突然说话，或者让红绸自己飘向战场，会不会更有‘先锋性’？

西方读者对这种‘超现实’的表达更熟悉，也更容易产生共鸣。”

许成军环顾周围一圈，虽然内心知道现实，但是多少有些悲哀。

这话一出，台下的反应几乎是一边倒的认同。

德语系的董问樵先生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下“西方技法=桥梁”。

魔都作协的罗洛凑到王元华耳边：“他说得有道理，咱们之前译里尔克，不也是靠西方的‘象征手法’才让读者接受？”

连中文系的年轻教师都小声议论：“或许真该试试，总不能一直写‘现实主义’，显得太传统。”

找了关系来听课的严葛玲悄然在心里种下了向往西方世界的种子。

别觉得意外。

这个时候的文学界或者说文化界就是这么软弱。

进入80年代，一大批像卢心华、陈冲、严葛玲这样的有学历、有见识的文化界青年骨干都加入了“漂亮籍”。

1979年的中国文学界，正处在“复苏后的迷茫期”。

长期封闭后，面对西方现代派的冲击，多数人默认“西方=先锋”“传统=保守”，格拉斯的观点恰好戳中了这种“急于接轨”的焦虑。

“进步人士”都觉得，只有学会西方的“语法”，中国文学才能走出国门，被世界看见。

格拉斯继续向大家推介西方理论。

最后，总结似的发言：“中国，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还需要至少100年能追上西方世界。”

台下默然。

到了提问发言环节，变成了一群以卢心华为首的趋西方进步人士的牧羊发言。

“西方是不是人人都是自由平等？”

“民主是不是可以催生出更加现代化的文学？”

“在灯塔，是不是可以人人吃饱穿暖，享有平等的权利？”

偶有关心中国文学的人士，也说的是：“中国文学要先学习哪些西方理论，再学习哪些西方文化才能进步？”

格拉斯自然是以西方民主自由的理论和工业革命领先者的姿态进行分享。

台上的人态度傲然。

台下的虔诚像一群教徒。

天主还是东正？

许成军听着，看着。

呵~

他想用中国当代文学打倒格拉斯的言论，但是能做到么？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未来的中国文学能做到么？

答案依然显而易见。

他现在去写《希望》写《红绸》写《试衣镜》写《八音盒》，去花费时间办《浪潮》，就是希望中国文学突破窠臼。

堂而皇之地走向世界，站在格拉斯这样的西方学者面前，说一句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一部分——

但领先于世界文学。

此刻他没什么对格拉斯说的，但是有对在场的学生、作家、学者们说的。

他先是举手，张威连看到许成军后，欣然同意他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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