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是一家小型物流公司的车队维护资金，另一笔是一家五金店的备货款。

如果拒绝，这两家企业撑不过这个月底。

他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理查德·克劳福德刚才绝望而愤怒的脸。

他感到一阵强烈的反胃感。

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刽子手的帮凶，手里拿着锋利的刀，却还要微笑着对受害者说“这都是系统的决定”。

他想辞职。

他想把那象征着体面与身份的领带扯下来，扔进垃圾桶，然后冲到街上，和那些工人们站在一起，痛骂那些无耻的资本家。

但这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念头。

现实的重力很快将他死死地拉回了地面。

辞职？辞职之后他能干什么？

他还有房贷要还，他的大儿子明年就要申请常青藤名校，高昂的学费和赞助费从哪里来？

他已经习惯了在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习惯了每年度假去欧洲，习惯了这种虽然充满焦虑但绝对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

他离不开这个系统，哪怕这个系统正在作恶。

他不能成为一个英雄，因为成为英雄的代价他付不起。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心安理得地做一个纯粹的恶棍。

他的良知，或者说那种中产阶级特有的道德洁癖，让他无法忍受自己完全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齿轮。

他需要做点什么，来缓解内心那种不断啃噬他的愧疚感。

一种偷偷的、不会被发现的“善”。

阿瑟睁开眼睛，目光落在了办公桌旁的一个通讯录上。

他不能直接帮理查德·克劳福德。

理查德是个大嗓门，性格冲动，如果他给理查德透露风声，理查德肯定会到处宣扬，那样很容易就会追查到他头上。

他必须找一个更稳妥、更边缘的目标。

他在通讯录里翻找着，最终停在了一个叫“汉克五金店”的名字上。

汉克也是铁溪镇的一个小老板，主要给周围的工厂提供零配件。

他为人谨慎、胆小，平时很少参与那些政治集会或抗议活动。

阿瑟从抽屉深处拿出一个没有银行标志的普通信封，又找出一张没有抬头的白纸。

他拿起笔，手有些微微发抖。

为了掩饰字迹，他用左手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行字：

“银行贷款已全面冻结，不要再等。去匹兹堡，找互助联盟，他们有紧急纾困资金通道。不要告诉任何人这封信的来源。”

他把纸条塞进信封，封好口，贴上一张邮票，没有写寄件人地址。

做完这一切，阿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他将信封塞进西装内袋。

他打算在下班后，开车去隔壁镇的邮筒把它寄出去。

这样，就不会有人查到是他干的。

他保住了自己的工作，保住了孩子私立学校的学费，也保住了那份他在高尔夫球场上的体面。

同时，他用这封不署名的信，证明了自己内心深处，依然还是个好人。

他不是刽子手，他只是一个被逼无奈的旁观者，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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