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汀生开始讲述。

铀-235、钚-239、临界质量、链式反应。

这些词汇从一个陆军部长嘴里吐出来，显得极其生硬。

在真实的历史中，哈里·杜鲁门在听到这些汇报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我们有了一个威力大得不可思议的炸弹。”

对于一个前炮兵上尉来说，原子弹不过是更大、更高效的常规武器的延伸。

但亨利·华莱士不同。

他曾被康奈尔大学邀请讲过遗传学，他懂微积分，懂统计学，熟读过科学期刊。

当史汀生提到“将质量直接转化为能量”时，华莱士的大脑并没有立刻浮现出敌人阵地被夷为平地的画面。

他脑海中闪过的，是他在实验室里看过的那些微观世界的公式，是爱因斯坦的信，是物理学那令人敬畏的深渊。

“你们……”华莱士的声音颤抖了，他的脸色甚至比宣誓时还要苍白，“你们打算劈开原子核？你们要在地球上制造太阳的温度？”

这是一个科学家对人类打开潘多拉魔盒的本能恐惧。

“我们已经快成功了，总统先生。”史汀生递上一份绝密备忘录，“再过几个月，第一颗实用型炸弹就能投入实战。”

华莱士盯着史汀生的眼睛。

“如果它真的如你所说，能瞬间释放出两万吨tnt的当量……”华莱士喃喃自语，“那就不再是战争了，亨利，那是屠杀，那是对上帝创造的物质基础的亵渎。”

这就是分歧的开始。

……

1945年6月。

华盛顿的夏天闷热得令人窒息。

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进行。

坐在华莱士左边的，是新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和曼哈顿计划的军事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

坐在他右边的，是三个穿着不合时宜的旧西装、神情焦虑的科学家。

詹姆斯·弗兰克、利奥·西拉德和尤金·拉宾诺维奇。

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三位来自芝加哥冶金实验室的科学家，起草了一份名为《弗兰克报告》的文件。

他们极力反对在不加警告的情况下，对日本城市直接使用原子弹，主张先在无人区进行一次公开演示。

历史上，西拉德曾试图将这份报告直接呈交给杜鲁门，但被贝尔纳斯冷酷地挡在了门外。

报告最终被军方压下，直接送进了保险柜的深处。

但在这个时空里，华莱士看到了这份报告。

他不仅看到了，他还主动召见了这几位科学家。

因为他懂他们。

他能听懂他们报告里那些关于辐射、关于战后核军备竞赛的专业警告。

“总统先生。”贝尔纳斯率先开口，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傲慢和不耐烦。

这位精明的南卡罗来纳州政客，满脑子都是如何在战后对苏联保持强势。

“我们的伤亡预估已经出来了。如果对日本本土进行没落行动两栖登陆，美军的伤亡将高达一百万人，那是一百万个美国男孩的生命！”

贝尔纳斯指着桌上的报告：“这颗炸弹是结束战争最快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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