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现在，他忽然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低估了它。

因为若只是普通的资本收益，四州上层不会这么快连成一线。

若只是竞选捐款和几份订单，也不足以让几位州长在这个节点选择默许，甚至默许自己的地方结构开始与华盛顿形成某种张力。

伊芙琳一定拿出了更大的东西。

那东西大到足够重写四州未来几年的利益预期。

那已经不是单纯的“亚洲市场”了。

那更像是在替东北联盟设计一个外部循环，一个足够庞大的经济空间，让它敢于在政治上先向前走一步。

斯坦想到这里，心里竟然生出了一种警惕。

他们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亚洲？

是一个单纯提供订单和利润的亚洲。

还是一个足以让四州重新组织产业、重塑财政预期、进而反向改写美国国内权力格局的亚洲？

如果是后者，那么伊芙琳和里奥图谋的东西，就远远超过了扶罗上位。

他们是在拿外部通道，给地方权力再造一副新的骨架。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斯坦也沉默了很久。

他看着费城会场里那块四州共同体的标识，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的，也许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竞选对手。

他面对的，可能是一场对美国政治共同想象本身的争夺。

斯坦的记忆深处，依然保留着这个国家强盛时期的时代烙印。

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合众国正处于一种极其昂扬的上升期。

那时的联邦政府拥有着无可置疑的威信与极其恐怖的执行力。白宫和国会山可以轻易调集全国资源，庞大的州际公路网在几年内就能贯穿东西海岸。

华盛顿的政客们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凭借联邦指令，就能主导整个西方世界的冷战秩序。

年幼的斯坦看着那些跨越州界的宏大工程，在心中确立了一个认知。

联邦中枢代表着绝对的权威与力量，各州必须依附于华盛顿的规划才能维持繁荣。

带着这种对国家机器的敬畏感，斯坦走进了华盛顿，并在这里度过了整整三十年的岁月。

从一名普通的地方众议员，一路攀爬到参议院的资深位置，他的一生都在维护这个国家最传统的政治运作逻辑。

在他的世界里，政治的核心在于依靠国会山漫长的听证会来进行妥协，利用k街游说集团完成利益置换。

华盛顿通过跨大西洋防务与贸易协议的筹码分配，小心翼翼地平衡着全国各个群体的诉求。

在这个传统框架下，联邦中央始终握有绝对的统治力，各州的地方行政官理应在白宫划定的预算圈子里行事。

但现在的华盛顿早就瘫痪了。

如今的合众国已经彻底失去了当年那种庞大的凝聚力。

斯坦比任何人都清楚体制内部的腐朽程度。

国会退化成了一个纯粹的表演场，政客们每天都在镜头前用极端的言论煽动基本盘。

那些真正关乎国家运转的法案，总是被死死卡在党派扯皮的淤泥里。

他自己也常常在深夜的办公室里，对这种失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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