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心塌地备战抗倭。光海君若拿到大明皇帝的册封承诺，朝鲜朝中再无人敢动他。

“臣明白了。臣即刻动身赴义州。”

八月十五，夜。

申时行在内阁值房里坐了一整夜。

灯油添了三次，面前的奏疏改了四稿。第一稿写的是套话，他看了觉得太空泛，废弃了。第二稿写的是怨言，他看了觉得失态，又废弃了。第三稿写的是自责，他看了又觉得矫情，还是废弃。第四稿，他决定写实话。

入阁十三年，首辅八年，他是张居正死后唯一长期执政的人。张居正在时，内阁权重，六部唯阁臣马首是瞻。张居正死后，他接过了这个摊子——满朝文武还在为张居正的事争得你死我活，皇帝刚刚亲政，年轻气盛，朝堂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他用了近九年的时间，以“温文尔雅、诸事求和”的方式，在皇帝与朝臣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脆弱的平衡。他救过不少触怒皇帝的大臣的性命，也因此被视为“首鼠两端”。

但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这几年，朝局开始有些新意--宗室、辽东、水师，然后又要有抗倭，每一件事都不是他能用“调和”二字简单解决的。

他提起笔，开始写第四稿，这稿只听本心。

臣申时行谨奏：为衰朽乞休事。

臣本吴中寒士，幸登鼎甲，蒙先帝不弃，擢置词林。万历六年，张太岳当国，臣以文字受知，入阁预机务。十一年，张四维丁忧去位，臣继为首辅，至今凡八年有余。

臣之执政，自知非张太岳之比。太岳雷厉风行，臣则温文尔雅；太岳当仁不让，臣则诸事求和。非臣不欲效太岳之所为，实臣之才力止于此也。太岳可以强压百官、独断朝纲，臣不能也。臣能做的，不过是调和鼎鼐、维持局面，使朝廷不致大乱而已。此臣之自知，亦臣之自愧。

臣在阁十三年，所见所历，不可谓不多。张太岳新丧之时，朝议汹汹，攻讦太岳者如潮水涌来，旧党新党相攻不止，臣以调和之策，收召老成，布列庶位，使朝局不至于崩坏。此臣之力所能及也。万历十三年，皇上欲为皇六妹婚礼征调国库金银，朝臣屡谏不从，臣以密揭居中协调，反复陈情，终得免之。此亦臣之力所能及也。潘季驯因张居正案被革职，无人敢荐，臣示意举荐，使治河能臣得以复用。此亦臣之力所能及也。

然此等事，皆为守成之事，非开创之事也。臣之所长，在于守成；臣之所短，在于开创。今天下之势，已非守成之时矣。

而今倭寇大举，几十万畜生渡海而来，西北又有蒙古犯边之警，朝廷面临开国二百年未有之变局。此等局面，非臣之调和之术所能应对也。臣在此位上，不但不能为皇上分忧，反会因臣之迟疑、臣之不决，贻误军机，耽误大事。

夫用兵之道，贵在神速。兵部调兵之陈，臣压多日不敢批；户部拨粮之文，臣退三次不敢决。臣之所学，不足以应对今日之事；臣之才力，不足以承担今日之责。若强留不去，误国误民，臣百死莫赎。

臣请皇上另择贤能，以主兵事。臣观王锡爵刚毅果决，可当大任；余有丁久历诸事，通达时务。二人皆在朝中，皇上择一用之，必胜于臣之衰朽。

臣今乞休，非畏难也，非避事也。臣为大明计，为皇上计，不得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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