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孙伯庸以为县吏先前同他们说的那些话，不过是提前背熟了新政章程，用来应付朝廷派来的账官。

毕竟这种事，他见得多了。

地方官府最擅长的，就是在上官巡视之前，把几个伶俐书吏挑出来，连夜背好说辞。

什么条陈章程，什么账册流转，什么民生疾苦，说得比戏台上的唱词还顺。

上官一来，便站出来对答如流。

等上官一走，底下该烂还是烂，该贪还是贪。

可刚才这桩小事，看似不过是田沟边几根木桩歪了、几条丈量绳换错了，鸡毛蒜皮都算不上。

偏偏就是这么一件小事，把县吏的本事，明明白白摆在了他们面前。

他会看水势。

知道沟渠偏半尺，夏汛一来，冲坏的不是泥土，而是一片田、一季粮。

他会查册子。

工棚册、器具牌、工段记录，一层一层往上扣，没靠威吓，也没靠拍桌子，就把责任查了出来。

他会问责任。

谁领绳，谁定桩，谁换器具，谁偷懒，每一句都问在点上。

他会按章程处置。

扣工分，重做工段，追回器具牌，重新登记，不多罚，也不少罚。

更重要的是——

他没有把那个叫刘三的民夫往死路上逼。

刘三犯错，该罚。

可家里缺粮，也给了义仓报备的路子。

这不是妇人之仁。

这是治理。

孙伯庸心头暗自一震。

他在都察院多年，见过无数地方案卷。许多所谓清正官员，最爱拿严刑峻法立威。一个民夫偷懒，动辄枷号示众；一个小吏错账，轻则革职，重则下狱。

看似雷霆手段，实则只是在逼底下人造假，逼百姓怨恨官府。

可县吏方才的处置，既立了规矩，又留了活路。

罚得清楚，救得也清楚。

孙伯庸忽然觉得有些荒谬。

一个无功名、无品级、三次科举不中的小吏，竟在田埂泥沟边，给他这个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上了一堂实实在在的地方治理课。

他盯着那排重新拔起的木桩，脸色有些复杂。

他想挑刺。

他当然想挑刺。

军法司快审，工分册折粮，技院出身小吏主办工役……这里头随便哪一条，放到盛州朝堂上，都足够引起一场廷议。

可偏偏，眼前这条沟若按对方的办法重修，水会顺利流进田里。

而若按旧例慢慢呈报、批复、核验、再派人来量，恐怕等文书走完，夏汛都来了。

一个小吏尚且如此，那护国公林川……

孙伯庸想到这里，心头竟不由自主地一沉。

县吏处理完西沟的事情，这才忽然想起两位朝廷大员还站在旁边。

他脸色一白，赶紧拍了拍手上的泥，转身快步走回来，躬身拱手。

“下官失礼，让二位大人见笑了。”

孙伯庸看着他。

他的鞋面上沾满了泥，袍角也溅了泥点，方才蹲下查看木桩时，袖口还湿了一截。

这副模样，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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