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增加失业救济，可以扩大再培训基金的规模，可以在法案中加入无数个保护弱势群体的附加条款。

但安全网永远是滞后的。

它永远来不及在一个人坠落悬崖的那一瞬间接住所有人。

总会有人从网眼的缝隙里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

我可以停下来吗？

可以。

只要我放弃那个宏大的蓝图，退回匹兹堡，做一个只关心本地治安和垃圾回收的市长，我就可以不用再背负这些沉重的罪恶感。

但停下来，并不等于没有代价。

只是代价由别人承担，而不是由我承担。

那些因为医疗系统崩溃而死去的病人，那些因为产业转移而破产的小镇，他们已经在支付代价了，而且一直在支付。

只不过，那些代价被掩盖在厚厚的统计数据之下，不上新闻，没有名字。

里奥的思维在这些可能中激烈地碰撞、撕扯。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伦理悖论。

里奥在大学里翻阅那些厚重的政治学著作时，曾经无数次读过韦伯在《以政治为志业》那篇演讲中的论述。

那时候，他只觉得那些理论枯燥而遥远。

但现在，那些字句像闪电一样照亮了他脑海中的迷雾。

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

那些站在街头高喊口号的抗议者，那些在报纸专栏里挥斥方遒的评论员，那些像早期的艾琳娜一样，只为了心中的正义而递出刀子的人。

他们是信念伦理者。

他们会说：“我做我认为对的事，如果产生了糟糕的后果，那是系统的问题，那是世界的错，后果交给上帝去评判。”

这是宗教家的伦理，是革命者的伦理，是纯粹理想主义者的伦理。

在这种伦理下，灵魂永远是洁净的，因为他们永远站在道德的高地上，不用对那些因为他们的正确而在泥地里挣扎的人负责。

但政治家不能这样。

“任何想要从事政治、特别是把政治作为志业的人，都必须意识到这些伦理悖论，以及在它们的压力下自己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我再说一遍：他正在与魔鬼势力立约，这种势力潜伏于一切暴力之中。”

韦伯的那段话，仿佛就是为了此刻坐在匹兹堡市长办公室里的里奥写的。

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必须是责任伦理者。

他必须对自己行动的每一个可预见的后果负责。

即使那些后果不是他亲手造成的，即使那些后果是他在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他不能把责任推给上帝，推给历史，推给无可奈何。

“如果整个未来世界的和谐与幸福，必须建立在一个被折磨的孩子的眼泪之上，你会接受这个交易吗？”

“如果美国的重生，如果这个国家工业底盘的重新铸就，必须建立在路易吉·兰德尔这种人的破碎之上，必须建立在铁锈带那些工人绝望的叹息之上。”

“我，里奥·华莱士，接受这个交易吗？”

阿廖沙的回答是：“不。”

那是圣徒的回答。

但里奥清楚，任何一个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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