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精心导演的骗局面前，被彻底蒙蔽了。

他那近乎天真的善良，成为了苏联人用来粉饰暴行的最好工具。

……

1945年11月。

华莱士把手按在相册上，闭上了眼睛。

他拒绝相信那个在西伯利亚与他共同探讨农作物改良的民族，会是凯南笔下那个意图毁灭西方文明的邪恶帝国。

“我们不能用敌意来回应恐惧。”华莱士在心里对自己说。

他睁开眼，拿起那支黑色的钢笔，在凯南的“长电报”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叉，并在旁边批注：“此种对抗性思维无助于战后和平，暂缓在内阁层面讨论。”

这就是华莱士作为总统，在外交舞台上展现出的另一面。

一个彻头彻尾的梦游者。

如果说他在处理国内经济和农业问题上是个天才，那么在面对那种深谙权力本质、冷血无情的独裁者时，他就像是一个手无寸铁、只带着一本圣经走进角斗场的传教士。

华莱士试图用自己那套“平民世纪”的道德准则，去框定一个充满了背叛、交易和地缘政治撕咬的战后世界。

他主动延缓了与苏联的对抗。

在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战后安排上，华莱士选择了妥协。

当驻东欧的美国外交官发来一份份紧急报告，指出苏联正在用清洗和暗杀手段扶植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时，华莱士的回应却是：“我们必须理解苏联对其西部边境安全的合理关切。”

他甚至在一次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在拉丁美洲拥有门罗主义，苏联在东欧拥有一条安全缓冲区，这在历史和地缘上是可以理解的。”

这句话，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极其宽容和大度的大国姿态。

在1945年底到1946年初的那段短暂的时光里，世界看起来确实更加和平了。

报纸的头条上没有出现“铁幕”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词汇。

美国人民沉浸在战争结束的喜悦中，享受着没有立刻卷入新一轮对抗的安宁。

各大城市的广场上，人们还在庆祝“美苏友谊万岁”。

但在这表面的和平之下，冰冷的暗流正在疯狂地涌动。

1946年3月。

温斯顿·丘吉尔受邀访问美国，计划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演讲。

在真实的历史中，杜鲁门总统亲自陪同丘吉尔前往富尔顿，并在台下聆听了那篇著名的“铁幕演说”。

那是一次默契的政治背书，标志着英美正式联手对抗苏联。

但在此时的华盛顿，剧本被改写了。

当丘吉尔的演讲稿草案提前送到白宫时，华莱士看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这段话时，他感到极度震怒。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煽动！”华莱士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对着新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咆哮，“丘吉尔是在试图把美国拖入大英帝国那破败不堪的地缘政治泥潭！他想用我们的血去维护他那摇摇欲坠的帝国幻想！”

华莱士拒绝了与丘吉尔同行的邀请。

他不仅没有陪同，甚至在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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