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的同一天，故意安排了一场关于“国际农业合作前景”的公开论坛，以此来表达他对那种冷战思维的轻蔑和切割。

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依然发表了。

但因为失去了美国现任总统的背书，这篇演讲在当时的美国国内并没有立刻掀起滔天的巨浪。

它被许多倾向于自由派的报纸批评为“过时的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叫嚣”。

华莱士似乎赢了。

他用自己的固执，强行把那个即将滑向冷战深渊的世界，拉回了他所期望的大国合作轨道。

但他不知道，他正在亲手为自己挖掘一座政治坟墓。

这种危险的对苏软弱，开始让华盛顿的深层系统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

首先是五角大楼。

那些刚刚在二战中指挥了千军万马的将军们，看着苏联红军在东欧和北日本断巩固势力，而他们的总统却在谈论理解苏联的安全关切。

将军们的私下聚会里，开始频繁出现天真、危险、甚至绥靖这样的字眼。

接着是情报机构。

中央情报局的雏形正在搭建。

那些每天处理着来自莫斯科的监听报告和东欧前线的谍报的特工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莫斯科到底在干什么。

当他们把那些关于苏联间谍网渗透、关于东欧民主人士被秘密处决的绝密报告放在总统的办公桌上时，他们得到的往往只是华莱士一句“信息有待进一步核实，不要轻易破坏两国信任”的批示。

最后，是国会。

那些敏锐的议员们，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保守派，都开始嗅到了一种不安的气息。

他们看着报纸上那些关于和平新时代的头条，私下里却在互相传递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共识。

“我们的总统，在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时，不仅是瞎的，而且还很软弱的。”

一种声音，开始在这些掌握着国家暴力机器和信息中枢的人群中悄然形成。

这是关于国家生死存亡的定性。

在这些人的眼里，亨利·华莱士已经不再是一个仅仅是在政策上犯错的总统。

他本人正在变成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风险源。

当一个国家的暴力机关和情报中枢，开始把最高统帅视为安全隐患而非国家主人时。

那意味着，一场由官僚系统发起的柔性政变，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

1946年的一个春夜。

白宫二楼的总统私人书房。

华莱士坐在书桌前，橘黄色的灯光照亮了他那本厚重的日记本。

他在日记里有着详尽的记录习惯，这是他作为科学家的严谨，也是他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倾诉。

他在纸上写道：

“……今天，我拒绝了军方要求在东地中海增加海军部署的提议，他们总是在制造假想敌。我相信，只要我们向莫斯科展示出足够的诚意，只要我们用农业援助和技术合作去代替军事威慑，莫斯科就会明白，美国是他们重建国家最好的朋友。”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旧的帝国主义正在瓦解，一个新的、基于平民福祉和国际合作的世纪正在拉开帷幕。”

章节内容不完整，请退出阅读模式查看完整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