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意味着125的激活强度已经干扰了细胞对空间密度的感知能力。接触抑制是正常细胞最重要的肿瘤抑制机制之一，一旦丧失，细胞就会无限增殖。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观察，还需要更多证据。

“继续盯着。”杨平说，“125这组，有任何异常都要立刻告诉我，不管是多小的。”

唐顺走后，杨平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对着那面窗户。他想起刚才那段视频里的女人说的“百分之二十的激活”，感到一阵具体而真实的恐惧。百分之二十。他不知道他们的模仿实验的百分之二十对应的是他定义的哪个刻度，但他知道，在他的实验系统里，百分之十五已经在表观遗传层面撕开了一道口子。如果把激活强度推到百分之二十，会发生什么？那个实验室的人显然不知道，即使知道，他们也不会在乎。

他打开电脑，在搜索栏里输入了那家公司的名字。搜索结果页面加载出来的时候，他看到这家公司已经上线了一个新的官方网站，首页是一段关于“人类寿命解放”的宣言式文本，页脚列出了创始团队名单。他一个个看过去，发现十二个人里有五个是商科背景，一个是计算机工程出身，只有六个是生物学博士。

杨平把浏览器关掉，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几步。他走到窗边，又走回到门口，再走回到窗边。他的心跳有些快，他感觉到了那种正在胸腔里积聚的东西，它不是恐惧，恐惧是模糊的、弥漫的；它是具体的，像一块石头，有重量，有棱角。他知道那是什么，那是担忧。

担忧的不是他们失败，担忧的是他们成功，自己的团队当初为这个课题发表了那么多论文，很多学者可以照做。

如果他们真的在动物模型上观察到了寿命延长，哪怕只延长了百分之零点几，哪怕伴随着未知的副作用，他们也会立刻宣布这是“概念验证”。然后媒体会欢呼，投资人会追加资金，公众会要求加速临床试验。然后监管机构会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被迫在完整的安全数据出来之前批准“试点性人体试验”。然后某一天，某个志愿者会忽然倒下。而到了那个时候，整个领域都会被拖入深渊。

这个剧本在他的脑子里一帧一帧地展开，清晰得如同已经发生过。他发现自己站在窗口，双手撑着窗台，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吐出来。他告诉自己，这不是科幻电影。他有能力阻止这个剧本变成现实。但他需要想清楚怎么阻止。

问题在于，“怎么阻止”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继续推进自己的实验，尽快拿出完整的安全边界图谱，用数据划定一条清晰的红线。第二个选择是停止实验，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全球暂停所有受体x相关的研究，直到国际科学共同体制定出统一的安全标准。

在技术上，他相信，只要自己停止实验室，其他人要取得突破非常困难，即使取得突破，也要推迟很久很久。

第一选项的问题在于时间，他的实验还需要将近三个月才能完成全部数据采集，而外面那家公司下周就要进入动物模型。三个月的时间差足以让一切失控。第二选项的问题在于，呼吁暂停研究意味着把自己从“探索者”变成“守门人”，而守门人的角色在当前的公共情绪中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他呼吁暂停，那些已经狂热起来的群体，寿命自由运动、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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